“崇儒更化”:西汉时期的文化建设|全球观速讯

来源:光明网 时间:2023-04-15 05:58:29

“崇儒更化”:西汉时期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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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重要意义

作者:刘国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每一民族在发生巨变的时代,都会面临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而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基础,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建设,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秦亡汉兴的朝代更替中,政治、社会、文化秩序遭到空前的破坏。汉承秦制,继承了秦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方式,但又不断降低这套政治体制的运行速度;继承了秦的一套法令刑罚,但又逐渐废除繁苛性、严酷性。惠帝、高后时期,汉廷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帝、景帝承袭旧制,进一步去除繁苛。要之,汉初政治的本质是秦政,即以法家的刑罚之治为主;无为之治主要是养民,但没有以礼义教化民众,而与儒家的德治不同;因此,汉初未进行实质上的政治改革。

秦楚汉之际,天下大乱。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秦廷中所藏文化典籍、社会上私藏典籍又大量地损毁,儒者学士或战死,或流落,数量大幅减少。汉兴,刘邦本无多少文化修养,否定《诗》《书》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儒者陆贾从刘邦定天下,时时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惠帝、高后在文化上无为而治。惠帝四年,“除挟书律”。文帝、景帝不好儒者,汉廷崇尚的黄老之术与法家同源,反知识、反文化、反传统。《史记·儒林列传》简要叙述了从高帝到景帝时官方对儒学及儒者的态度和行为,儒学在汉廷中未受到重视,儒者不被任用。要之,汉初诸帝在文化政策上采取积极的作为较少,没有恢复和重建秦政所留下的文化空白。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到武帝时,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汉廷未重视文化建设,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故民众大多不讲礼义;且无为放任的政策也助长了民众的骄横、奢侈、腐败之风。因此,武帝承担文化建设的使命更为紧迫和重大。《汉书·艺文志》:“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皇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大儒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请求武帝在文化和政治上实行改革:“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即改革。

所谓文化建设,即是在多种思想文化中确立某种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主流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一整套价值体系,指导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中的行为。西汉武帝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是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的地位,即“崇儒更化”,后世史家或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确立了“六艺”与孔子之术的主流地位。“六艺”是中国古代文化长时期的积累和总结,孔子予以整理,且赋之新义,奠定了传统文化在典籍上的根据。礼乐是“六艺”的基本内容,孔子、孟子在传统中推陈出新,为礼乐寻找到内在的精神实质,即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念,从而对传统思想进行了“哲学的突破”。

董仲舒《天人三策》,是西汉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大一统,不仅是政治上的一统,也是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即以儒家的思想文化及其核心的价值观念为正统。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儒者的建议,积极地展开了“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设。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发动了第一次的崇儒运动。《儒林列传》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武帝斥退法家和纵横家之流,而举荐文学(即儒学)之士。

建元五年春,汉廷“置《五经》博士”。《诗》《书》《礼》《春秋》《易》,获得了经典的地位,所谓《五经》。武帝以治《五经》的学者为博士,即专经博士。这是汉廷崇儒更化的重要举措。

元光元年(前134)五月,召贤良,公孙弘等一大批儒者获得了重用。《儒林列传》:“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次征召明确地斥退黄老、刑名等诸家,征召的基本上是儒者。公孙弘治《春秋》,是汉代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天下学士向风而倾倒。

元朔五年(前124),武帝兴办太学,这是崇儒更化的最大成果。董仲舒《天人三策》: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这直接开启了元朔五年“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等文化政策。公孙弘秉承武帝之命,著《功令》,具体地制订了博士弟子员的选拔、考核和任用等。朝廷置博士弟子员,在京师兴太学;地方上,郡国县道设立郡学和县学。官学的兴盛,有力地促进了士人学习、研究、传承《五经》及儒家经典,儒家的思想文化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要之,在建元元年至元朔五年的十六年间,汉廷通过数次重要的政治举措,终于确立了儒学的主流地位。“群儒首”董仲舒及其《天人三策》,积极推动了汉廷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班固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崇儒更化”的主要内容有四。

其一,大制礼作乐。儒家的理想政治是礼乐政治。明堂之制用于天子朝见诸侯,目的是强化中央朝廷对诸侯的统治意义。天地之祭是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一是表明汉家政权来自天命,所谓君权神授;二是请求上帝佑助。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封禅泰山,汉家的礼乐政治达到了高峰。封禅的必要条件有二:一是易姓为王;二是太平盛世。封禅的目的在形式上是报答天地诸神的功德,实是表明王朝受命于天,皇权有神圣性。武帝立乐府而采诗,也是制礼作乐的一部分。一方面有娱乐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了解各地方的风俗民情,以制作新的礼乐来移风易俗。

其二,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指导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中的行为。《天人三策》:“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在政治上,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在社会上,以仁义礼乐教化民众。武帝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汉书·武帝纪》)

其三,提高儒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尤其是在政治队伍中重用儒生。博士在朝廷上可以参政,议政;也可受天子之命巡行天下,出使四方。董仲舒是《春秋》学博士,出为江都王、胶西王之相。公孙弘是一位以《春秋》白衣为天下三公的儒者。博士弟子员在学习期间免赋税,也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学成后,可直接进入官僚机构。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在官方政治制度的保证下得以实现。经学与利禄紧密结合,一方面理性行政,以德治国,使政治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多数儒者把经学作为敲门砖,故不能真诚地从事经学的学术研究,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不利于经学研究的独立和创新。

其四,汉廷建太学、郡县学等官学,促进了《五经》事业的繁荣昌盛,发扬了儒家之广学兴教的传统。一是学习、研究和传承《五经》的士人众多,从而使经学研究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二是以《五经》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即“通经致用”。《五经》不仅是史,是古代文化知识的宝库,而且是经,能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尤在政治上具有法典的意义。董仲舒以《春秋》决狱。酷吏张汤以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为官,以断狱。儒者王式把《诗》三百作为谏书。《五经》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

武帝“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设,在今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设,是走在政治改革的前列,这是从文化走向政治。政治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即以文化规整政治。

第二,在崇儒的文化建设中,政治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政治力量的展开,是基于社会力量的诉求。汉初,儒学在民间逐渐兴盛,形成了一股较大的社会力量,其势渐压诸家之说。因此,政治力量的展开顺应了社会要求。

第三,汉廷的崇儒更化,是建立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六艺”,代表了古代文化传统的知识和价值。孔子之前,“六艺”成为贵族学习和修养的教材。孔子整理“六艺”,并重新解释,为传统的礼乐建立了内在仁义的精神实质。

第四,文化建设要立足于学术研究的基础。大儒申公早年游学于长安,跟从荀子的门人浮丘伯学习,晚年退居家教,谢绝宾客,专心研究《诗》,其“鲁诗”成为西汉的显学。董仲舒三年不观于舍园,专门从事于《公羊学》的研究,司马迁赞叹“其精如此”。大儒伏生是秦博士,在动乱之世,退居家乡,研究不辍,一直到九十余岁,以治《尚书》为名。总之,汉初的民间、朝廷学者,多能专心治学,在《五经》的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5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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