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实习记者 何蕊

数十年科研攻关，只为解决高铁铁轨几毫米误差；突破重重困境，研制我国首台原子钟；隐于青山深处三十载，为国产飞机装上强劲的“中国心”……在北京高校，有这样一群教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为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着榜样力量。

刘大响：航空发动机的“知心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先结婚，后恋爱，爱得很深沉、很执着，从来没有后悔过”，提到自己与航空发动机的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大响开玩笑地这样说。作为中国航空动力界的第一位院士，刘大响扎根基层开展科研，曾经隐于青山深处三十载，只为国产飞机能装上强劲的“中国心”。

1970年，为支援“三线”建设，刘大响从沈阳举家搬迁，来到川西北的江油624所（今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在“山清水秀屋顶漏，鸟语花香厕所臭”的简陋条件下，一奋斗就是30年。“我的工作是主持建设高空台，也就是建设大型设备群，模拟空中飞行状态和环境条件，对发动机进行试验。”刘大响解释，这是独立自主研制新型航空发动机不可或缺的重要试验设备，20世纪60年代后，发达国家所研制的各型先进军民用航空发动机，无一例外都是从高空台中“飞”上蓝天的。

在高空台建设中，他冒着风险采用新材料改造加温炉，使升温时间从30小时缩短至3小时，大大节约了发动机试验成本；提出用大型膨胀涡轮替换氨冷冻机组，消除了高空台试验时的重大安全隐患；主持完成高空台总体联合调试，完成与俄罗斯高空台的对比标定试验，其试验技术和测试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终交付国家验收。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大型连续气源高空台的国家。

来到北航，刘大响又开发了我国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值仿真系统，培养了300多名硕博人才，以推动我国航空动力研制实现从“传统设计”向“预测设计”的转变。刘大响坚信，“动力要过关，人才最关键”，因此他也一直坚守教学一线，多年来培养了李继保、黄维娜、王永明等一大批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培养了申秀丽等航发领域知名教授。

如今，86岁高龄的刘大响依然为航空事业奔走在大江南北。他每年在全国各地做几十场报告，围绕当下急需的国家通用航空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宣讲，他说，“因为这是生命至上的重大民生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去年，他因在国家科技发展进步和国防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获中国航空航天领域的最高荣誉——航空航天月桂奖。今年，刘大响做客电视节目《开讲啦》，分享60余载动力人生背后的传奇故事，“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感染激励了更多青年学子。

刘大响常说，自己属牛，“老牛自知使命重，不用扬鞭自奋蹄”。60余载动力求索路，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他充满活力的“中国心”，为动力强军、航空报国、人才强国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王义遒：中国“原子钟之父”

用什么测量时间最精准？当前，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原子钟。它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之一，也是北斗系统中的核心部件。1965年，我国第一台稳定度达到600年误差不大于1秒的原子钟诞生，主持这项研究的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

1963年，在苏联学成归国的王义遒，瞄准国家科研需要，开启了对原子钟的研究。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探索该领域，没有前车之鉴，只能摸着石子过河。光是让铯原子发光，就费了不少功夫。“铯发出的光是红外光，人眼看不到，只能使用玻璃泡里的无线电高频放电来测试。”王义遒解释。后来，团队用电子管做出的铯泡灯发光了，但当时大家都以为光越耀眼越好，后来却发现并非如此，发出暗暗的玫瑰色光才是最好的，“这种光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见研制原子钟里面是有很多物理问题的。”

1965年底，研究团队突破重重困境，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原子钟。又经历10余年，我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横空出世，这项高科技成果在我国多项国防科研试验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心科研的同时，王义遒不忘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在北大，他先后讲授了核磁共振、光的受激发射、量子电子学基础、波谱学基础等多门课程，还编著了《量子频标原理》。退休后，他又编写了《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等教材，并翻译《原子与辐射的电磁相互作用》等国外优秀教材。

用王义遒的话来说，自己是“退而不休”，从北大教师岗位上卸任后，他仍带着老骥伏枥的情怀和精神，继续贡献力量。科研方面，他担任星载原子钟技术管理组首席专家，参与了对我国北斗导航系统至关重要的星载原子钟的研制，还担任军用时间频率专家组组长，参与了军事时频体系建设，服务国防事业。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王义遒也一直心系北大教育工作。“学校现在搞了新工科，就是为了迎接最紧急、最急迫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卡脖子’的技术。”他对今天还在坚守科研领域的师生提出希望，不要被浮华社会的欲望所迷惑，踏踏实实守好自己的“一亩田”。“希望现在的课堂和实验室是充满激情的、有争鸣的，是学生能够不断提问的，唯有质疑精神才能让科研不断攀上新的高峰。”

张宏科：为实现网络强国“啃最硬的骨头”

构筑可以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互联网系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宏科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他三十年磨一剑，创建标识网络体系，为打破我国互联网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使我国互联网体系自主创新和核心网络技术跻身国际领先行列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1994年，张宏科博士后出站选择留在北京交大任教，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从事互联网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张宏科认识到互联网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并下定决心要破解“卡脖子”难题。

在学生眼中，张宏科是一名“敢于啃硬骨头”的导师。

互联网核心的设备就是路由器，张宏科啃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路由器。20世纪90年代，无论路由器还是IPv6，对于国内学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张宏科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在2000年就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台IPv6路由器，为后续新互联网体系与关键技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后，张宏科又将视线转移到了高铁上。高铁是我国一张靓丽的名片，而高铁专用通信网络，承载着车辆核心部件安全预警、险情处理等运维任务，是铁路安全运行的基石。张宏科攻克了跨网带宽动态汇聚、协同传输和差异化服务保障核心问题，有效解决高速移动环境下数据高速传输问题。

“我们的科研要服务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才有前途，有价值。”张宏科说，“这是我们能够不断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

专心科研的同时，张宏科也没有落下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从教30年，他累计培养博士45名、硕士90余名，带领通信工程专业入选首批国家一流专业。他把育人课堂延伸到服务国家和行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工程和科研课题中，鼓励学生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目标锁定在解决新型互联网体系与工程技术难题中。在培养年轻教师方面，张宏科引进的青年教师很多已经成长为学术骨干。

如今，张宏科仍奋斗在教书育人和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带领团队针对规模化协同融合网络的重大需求开展基础研究，为实现网络强国这一目标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