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中国式成长叙事的“上海方案”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23-03-23 10:27:22

作者:杜 梁


【资料图】

“上海出品”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播出,备受关注。1982年,路遥成名作《人生》发表于上海《收获》杂志。在作品最后,作者留下了“并非结局”四字,给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生未来留下了想象空间。40多年后,这部以此文学经典为基底的电视剧,又将青年高加林“引回”上海,在荧屏上续写作家的未尽之言。《人生之路》从叙事层面描绘出高加林的生命延长线,为他根植于中国语境的人生之路提供了“上海方案”。该剧不但以叙事扩容的方式,续写了主人公在上海的奋斗历程,更对其青年时期的人生迷茫与困惑,做出了应和时代要求的回复。跨越40多年的时光,对高加林的成长叙事获得了具有时代共情的重述。

高加林难题

成长的愿景与道路

《人生之路》的前半段,重现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黄土地上,天资聪颖的高加林意气风发。他的成长愿景,不仅仅是德顺老汉口中的“改命”梦想,更是意欲“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的人生抉择。他憧憬着从自己脚下的黄土地走向现代大都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高加林的真正困惑在于,他怀揣着无限的个体憧憬,却一度受困于有限的人生道路。在剧中,高考成为秦川少年们为数不多的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高加林渴望借此鱼跃龙门来拥抱现代文明,屡试不第的马栓自暴自弃,高双星竟在村支书父亲安排下铤而走险,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额。此后,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高加林不断试图从农田中走出去,先后做过乡村教师与通讯干事,又由于种种原因屡次退回到农田中。他力图抓紧每个机会,一路跌宕,朝着人生理想行进。

高加林的成长困惑,是根植于中国语境中的,产生自特定年代由黄土地和乡村组成的特定环境。从总体社会环境来看,高加林们人生道路的有限性,是由于他们当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起点处。现代化建设在他们的家乡外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黄土地上的变化和发展则相对滞后。

除了黄土地与都市之间的选择,高加林的内心纠结还以隐喻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爱情生活中。高加林在来自黄土地的刘巧珍和来自都市的黄亚萍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外化表现。他留恋黄土地的滋养却对都市心向往之,渴望现代化的多彩又苦无出路。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小说并未给高加林的成长历程提供最终出路。小说借高加林发出人生之路通向何方的时代之问,需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得到新的艺术作品的回应。

此为结局

人生成长的“上海方案”

《人生之路》对原著小说做出的最重要改动,是从上海的都市发展经验出发,为高加林的奋进之路提供了成长方案,补足结局。在电视剧后半段,高加林这个曾因失去大学名额、教师职位和通讯干事而三度迷失人生方向的农村青年,以笔为刀,奋进于文学之路,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高加林借助鼓励人才流动政策的东风来到上海,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与此同时,他的伙伴们也纷纷来到上海。其中,来到上海的刘巧珍书写了新时期乡村女性的都市创业史,她从开办小餐馆转向创立中央厨房工厂,俨然成为新的经济模式与规模化产业的掌舵人。在剧中,高加林与刘巧珍都可定位为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奋进者,他们是“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的绝佳注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在上海,两人积极拥抱现代文明并取得个体成功后,并未割舍对黄土地的牵绊,而是积极反哺家乡,支持乡村发展和建设。高加林回到母校推动教育发展,刘巧珍返回故乡拯救婚姻不幸的刘巧玲,一代人走出黄土地的渴望,找到了新的时代落点。这也是中国式成长故事在这个时代不断演绎的独特之处,主人公们不但要有自强不息的品格,更要有在取得个体发展后“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候鸟回迁,建设家乡,正是对青年高加林关于命运走向何方疑问的一个美好答案。

在成长叙事的“上海方案”中,高加林身上充分体现出个体与国家的命运联结。高加林的人生低谷期,处在社会改革转型的初始时期。高加林的高速成长期,对应的是上海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剧情不断发展,主人公随着社会发展实现的人生跃迁与愈发广阔的人生道路,构成了具有启发性的理想化成长叙事。

观照当下

对青年成长焦虑的回应

尽管原著小说开放式结局可以导向多种可能性,但《人生之路》选择尽可能贴合中国的历史土壤和社会语境,以求最大限度地引发时代共情。正因如此,该剧在有效延伸高加林这一人物生命线的同时,也借助父辈的人生经验,于不经意间回应了当下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的焦虑。高加林的命运曾遍布曲折和坎坷,但是,刻写在民族血脉中的奋斗者基因,造就了他的不屈精神与奋进意识,指引他循着历史发展的道路达成自己的人生愿景。

当下,社会发展加速,部分青年群体产生了人生难以自控的精神焦虑。而高加林的人生答案构成了对这种焦虑的启示,青年人应避免只聚焦眼前挫折的短视行为,而要立足人生发展的长久之计,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与节奏。高加林的人生姿态,既非过度攀比的“内卷”,也非低欲望群体的“躺平”,而是强调普通人对平凡甚至坎坷生活的坚定与坚持,并由此达成新的文化主体性确认。人生路遥,路在脚下。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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